陈卫东：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理论与发展模式

导读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蕴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密码，推进乡村振兴，不是将传统生产要素简单地重新组合，而是打造与现代生产力、现代生产体系相融合的发展模式。乡村振兴的四种典型发展模式包括农业大生产模式、小型农场模式、特色乡村模式和传统农耕模式。针对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发展模式，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和注意政策支持的侧重点。

作者 | 陈卫东（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叶银丹（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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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乡村振兴蕴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密码

推动农村经济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并充分体现发展的包容性。为实现乡村振兴，一方面，要推动农村经济总量增长、做大蛋糕。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水平、机械化程度、资源要素集中度等方式，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另一方面，优化完善制度设计，加大弱势群体兜底保障力度，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不能完全照搬现有模式，而是要寻找差异化、可持续、包容性强的发展模式。

进一步发挥农村作为我国经济蓄水池、周期波动减震器的作用。三农是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础，是经济短周期波动的重要平抑力量，是经济周期中产业交替兴衰的减震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回旋空间。因此，推进乡村振兴不能简单地全面扩大城镇化，而是要充分利用农村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通过提高三农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厚我国经济的缓冲垫，拓展经济的回旋空间。

充分认识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中的历史基因，尊重传统文化和智慧，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漫长的农耕文明发展过程中，我国孕育了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它们既承载着我国重要的生物、文化和技术基因，演绎着丰富的中华文明形态，也启示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和尊重我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智慧，在此基础上通过保护性开发，推动农村新发展模式形成。

进一步强化农村农业在促进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利用好农村绿色碳汇资源，这不仅有助于拓展乡村振兴资金来源、提高农民收入，还将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助力；另一方面，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提升绿色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增加绿色农产品供给，提高绿色农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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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四种典型发展模式

推进乡村振兴，不是将传统生产要素简单地重新组合，而是打造与现代生产力、现代生产体系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要坚持法治与优秀传统乡规民约相结合的治理模式，保护农民的耕地，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保护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实现三次产业高度融合发展。

第一，农业大生产模式，即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农业规模化生产，充分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这种模式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振兴。一是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进行初加工，并将深加工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提高农民收入。二是支持有条件的县建立农业产业园区、农商产业联盟、特色小镇等平台载体，将农业技术、商业运营、资金等要素与乡村原有的资源禀赋、产业业态等相融合，推动形成集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融合旅游、文化和社区服务等功能。三是加快传统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养殖设备和相关技术的普及应用。充分借助信息传感技术、智能机器装置、物联网系统、大数据分析等，推动农业大生产从规模化向智能化转型。

第二，小型农场模式，即发挥小型农业主体经营灵活和多样化的优势，通过服务当地市场、提供绿色产品等途径提高市场竞争力。这是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发展绿色可持续农业，丰富农产品种类，满足特色、高端、定制需求，增强农业就业吸纳能力的重要方式。在提高小型农场竞争力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在生产方式上，选择种植符合当地消费习惯的应季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和绿色有机农产品，尝试同步开展文化教育、休闲旅游等第三产业，提高农场的综合收入。在销售方式上，以本地市场为主，积极探索直销模式，可通过签订长期协议、提供一定政策优惠等方式，鼓励本地超市、农贸市场采购本地小型农场产品。此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农夫市场模式，专门成立小型农场直销市场，每周定期开放，由周边多个小型农场联合向城市直接出售农产品。

第三，特色乡村模式，即将历史的遗存、自然的馈赠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实现第一、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确认农村非物质财富的价值，通过合理开发利用来提高农村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村财富积累。一是进一步支持有区位优势的乡村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科普体验、健康养老等功能价值，在鼓励保持乡村原貌的基础上，开发建设乡村民宿、旅游配套设施、养老基地、科普教育中心等，实现农业与旅游、养老、科教等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对农村拥有的多元生态系统共生共养、循环可持续的绿色生产方式进行保护和衍生开发，加强绿色农产品的推广销售。三是加快推进农村非物质文化财富的确权工作，深入挖掘农村传统文化、发扬传统工艺，发挥媒体、网络效应，提高农村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村老弱、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和收入水平。

第四，传统农耕模式，即在缺乏产业发展资源禀赋的农村地区，维持传统农耕模式，注重保留农耕文化的乡土性。一方面，继续坚持传统、绿色、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着力于建设乡村风貌、完善基础硬件设施和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这种看似“落后”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恰恰是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缓冲垫，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推进碳汇计算和认证工作，加快农村山林、竹林、农作物、有机农田等绿色资源标准化整合，将农村现有的绿色资源逐步转化为经济价值，在推动绿色发展的同时，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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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不同发展模式的相关配套机制

保持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稳定

第一，土地公有制是我国以低成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是土地公有制降低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居民住宅等大规模建设的土地价格以及征地沟通成本，也通过合理规划提高了土地使用的集约性和效率。二是土地公有制能够避免土地资源向少数人集中，有效确保了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第二，户籍制度是农民随经济周期在城市和农村间畅通流动的基础，也是我国保持低价劳动力优势和应对经济波动的关键。一是农村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宅基地和土地经营制度在客观上承担了为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功能。过快地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甚至推动户籍制度取消，事实上是对农民利益的巨大损害，也将减弱未来我国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二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支情况不能支持将全部进城务工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过快推动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会进一步抬升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现阶段仍应保持户籍制度基本稳定，坚持土地公有制度，继续发挥其对农民的基本保障作用。

第三，土地、户籍等基本制度改革的推进要与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农业生产力、农民基本保障水平、全社会就业吸纳能力相匹配。土地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未来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要继续坚持土地公有制这一基本制度，并确保土地的利益分配向农民倾斜。同时，注意失地农民数量要与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带来的就业增加量相匹配，完善失地农民基本保障。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不是简单地以城镇户籍人口占比提高或是取消户籍制度为目标，而是着力缩小城镇和农村户籍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距，逐步完善农村进城务工人口的相关社会保障，畅通回乡人员通道并发挥好土地对回乡人员的保障作用。

完善各类乡村发展模式的配套机制

对于保持传统农耕模式的乡村，要做好兜底保障。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对于保留传统农耕模式的偏远农村以及其他农村弱势群体，要提高其基本保障水平。一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返乡养老的背景下，农村地区正以薄弱的医疗保障体系承担着较大的社会养老责任。对此，需要加大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养老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强乡村全科医务人员和护工培养并提高其待遇。二是延续脱贫攻坚政策思路，继续增强对偏远农村、底层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政策兜底保障。

对于融入现代社会的农村，要优化机制设计，保障农民利益。一方面，走集体化抱团发展道路，发挥好村集体功能，培育非营利性质的新型农业组织，作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代理人。当前，农业生产普遍采取家庭自治模式，缺乏有效组织协同方式，导致其市场竞争力较弱。为解决这些问题，日本成立了集生产、加工、销售、金融、保险于一体的农协，作为介于农民和市场之间的中间方。我国也涌现了贵州安顺塘约村金土地种植合作社、浙江“丽水山耕”区域公用农业品牌等农村集体抱团发展的成功案例。未来，要继续探索建立有效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品牌建设、包装营销等环节全面提高组织性和科学性，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也要注意防止相关农业合作组织演化成新的地方垄断势力，侵害农民利益。

另一方面，发挥农业核心企业作用，积极探索“核心企业＋农户”等农业发展新模式，并从税收等角度优化多方利益分配机制。我国在牧业、养殖业已经形成类似的“核心乳业企业+牧民”“核心养殖加工企业+养殖户”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企业和签约农户的双赢。未来，在向更多行业推广这一模式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探索构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小农户参与的产业化联合体，从而将更多小规模农户纳入其中。但要注意明确资本参与利润分配的上限，保障农民权益。在政策支持方面，既要从税收、政府采购等多个角度，不断优化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组织联农带农的激励机制，也要积极探索现代金融业支持涉农企业发展的有效方式，提高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商业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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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发展模式的政策支持重点

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决定了相关政策支持的侧重点要有所不同。

针对农业大生产模式，在农业技术推广、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一是推广农业机械和种植养殖技术、降低使用成本。二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鼓励农业生产企业建立下游加工厂，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三是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鼓励加快农产品精深加工厂等现代农业加工产业园区建设。

针对小型农场模式，加大对绿色农产品生产、销售、小农场权益保护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一是制定完善农业企业、商场超市与小型农场和农户合作的相关规范，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补贴等形式，对开展农场、农户合作的企业进行激励。二是定期组织专家对农场进行科学种植、养殖方法等方面的培训，鼓励农业院校、研究所与农场之间达成实践基地合作。三是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推广试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四是帮助搭建农场产品展销会，积极对接产品推广和销售渠道。

针对特色乡村模式，加快相关服务标准建设、健全利益分配机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政府要成为资本和农民之间的桥梁，并通过制定政策协调好双方利益，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二是制定和推行农村旅游服务标准，提高农村旅游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程度。三是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创新融资模式、调动村民闲置资金等方式，推进旅游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传统农耕模式，做好兜底保障、文化保护和绿色资源利用。一是从医疗、教育、养老等多个方面，对生活在偏远地区、仍处于传统农耕模式下的农民加大政策保障力度。二是加强传统文化和民俗的保护，通过资金资助等形式，帮助传统文化世代传承。三是加大对农村绿色资源保护力度，加快对绿色碳汇资源进行盘点、认证，鼓励企业和农村通过结对子等方式定向购买碳汇。

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模式。在坚持法治化原则的同时，发挥好符合我国传统价值观的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基层组织要推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实现现代化技术生活与传统文明的有效衔接。一是健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农民短期专题培训、职业培训制度。加快推动农业技术、农产品营销等相关人才下乡交流，建立农业知识培训平台，引导优质农业教育资源下沉。二是探索建立认定传统文化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传承群体的制度，并开展动态评估，加强对传统文化工艺、农村多元生态种养殖系统等的宣传，提高农民对其价值的认知水平。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产业链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研究”（项目编号：20STA060）资助］

来源｜《中国金融》

版面编辑｜马林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总监制｜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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